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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個時期，CDM（《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清潔發展機制之一，主要內容涉及跨界合作的溫室氣體減排）和可再生能源正被炒得越來越熱。

10月25日，國家電網公司國能生物發電有限公司與法國電力貿易公司在京簽署《CDM項目合作意向書》，后者通過CDM項目購買前者由發展生物質能清潔發電而減排的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環境容量，來推進中國清潔能源的更快發展。10月26日，科技部全球環境辦公室副主任呂學都在首屆亞洲碳博覽會上表示，CDM項目是目前全球最火的國際合作項目之一。從目前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來看，中國的CDM項目數量排在印度、巴西、墨西哥之后，名列第四；但近期發展特別快，幾乎每個月都以幾十個項目的數量在增長。據測算，2012年以前，中國通過該項目減排額的轉讓收益可達數十億美元。而相關資料顯示，截至10月24日，中國政府已批準135個CDM項目，涉及風力發電、小水電、工業節能、垃圾填埋氣發電等。

10月18日，BP佳陽太陽能有限公司在西安隆重慶祝其自2006年1月投產以來第5萬塊太陽能組件下線，在華訪問的澳大利亞環境及文化遺產部長艾恩·坎貝爾及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艾倫·托瑪斯博士專程從北京趕赴西安出席慶祝儀式。記者注意到，BP佳陽總經理在儀式上曾援引全球太陽能光伏產業另一巨頭日本夏普總經理今年9月在德國杜塞爾多夫“世界能源與電氣博覽會”上的驚人之語：“到2010年，太陽能光伏電力價格將在現在基礎上下降一半；到2020年，在2010年基礎上將再降一半；到2030年，將比2020年再降一半。屆時，太陽能光伏發電在價格上將比核電更具競爭力。”

BP佳陽方面在回答本報記者“導致太陽能光伏發電產業成本下降的原因”時指出：第一，全球太陽能光伏市場需求旺盛，使得整個太陽能光伏產業以每年30%多的速度發展，如此之快的規模擴張將有利于行業成本下降。其二，技術工藝的進步將使生產效率提高，從而促使生產成本下降。第三，目前世界上硅材料的主要消費對象就是太陽能光伏組材，太陽能光伏產業的成長會促使硅材料生產商大幅擴產，硅材料價格將在今后的幾年中下降并帶動光伏產業成本下調。

無論是CDM的跨界交易，還是太陽能光伏電價的全球性下降，都是市場主導的產物：在CDM項目中，發達國家可以通過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具有溫室氣體減排效應的項目，用比較低廉的成本抵消部分減排義務；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可以獲得有利于自身可持續發展的資金和先進技術；同時，全球氣候環境獲益，最終達成“三贏”。而在太陽能光伏電價可以預期的下降中，市場需求主導和技術進步支撐更是缺一不可的兩只“驅動輪”。

但在國內，價格競爭上的先天不足，仍然是可再生能源在面對傳統常規能源時最大的“軟肋”。在當前紅紅火火的可再生能源建設熱的背后，是相關企業普遍的不盈利甚至是虧損。在這種情況下，可再生能源更多是被當作一種概念、一塊招牌來打。那么，國際上普遍通行的市場機制在我們這里何以綿軟無力？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究竟應該市場主導還是政府主導？

國內相關企業被問及此，目前往往都以政府支持為最大的訴求。以國能生物發電為例，作為國內最大的專門從事生物質發電的專業化公司，雖然已在全國開工14個項目，裝機容量達到35萬千瓦，但目前尚未盈利。至于可再生能源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國能方面表示，政府的稅務減免及配套支持性基金，都是相關企業的期待；他們還談到歐洲專門針對火力發電的高額炭稅，對風電和生物質發電等清潔能源采取政府回購再上網等優惠政策，都是可資借鑒的做法。這些訴求，在國內相關企業中，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對此，中國能源網總經理韓曉平指出，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中還沒有一件事是完全靠政府主導就能理順的。現在政府主導被過于強調了，導致許多背離市場的行為，比如風電招投標中，出現大量不合理的超低價，結果只是“跑馬圈地”；而在電價形成機制上，政府把更大精力放在壓供應側，政策也相對滯后。談到發達國家的風電政府回購，他提請注意，除此之外，還有清潔能源的民眾認購，人稱“新能源、新文化”。這種依托于高素質背景的新能源發展之路，在經濟迅速增長的我國，也漸漸有了用武之地，特別是東部發達地區，比如不久前上海的風電認購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公眾認同；而浙江的階梯電價（用得越多，電價越高）雖不是專對新能源之策，但也有本質上的一致性。

韓曉平還特別提到可再生能源激勵政策的可操作性。比如生物質發電，由于其原料的特殊性，一年四季運行不現實，加上收集、儲運的難度，一般性的鼓勵政策難以奏效。還不如任何發電廠，每燒1噸生物質燃料，補貼多少錢，這樣操作性更強。至于現在發展勢頭不錯的太陽能光伏發電，韓曉平強調要看這個產業的全過程：硅生產過程中的大量消耗和由此得到的電力，能否有合理的投入產出比？韓曉平最后表示，最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健康發展的模式是，政府主要著力于建立交易市場，培育交易主體，最終形成電力市場供應側和需求側的“自組織”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