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多數國家注重節能始于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期間，各國政府制定了各種政策措施來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耗，這些政策措施絕大部分可納入強制性范疇。20世紀80年代，歐美等市場經濟國家認識到不同利益主體對于市場經濟信號的響應遠比對政府政策與法規的響應要快得多、有效得多。因此，在允許的情況下，他們都盡量地采用推薦性措施。這樣的做法與市場經濟的基本準則是一致的。一些國家相繼解除了對于能源價格的管制，使得能源價格由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同時，全球氣候變暖引起了世界各國對能源與環保關系的進一步重視。這由1987年聯合國發布“關于環境與發展問題的報告”和1992年里約熱內盧“氣候變化框架會議”可見一斑。1998年通過了“京都議定書”，歐共體、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紛紛承諾減排一定量的溫室氣體，而節能則被看作減排的重要措施之一。所以，自20世紀以來，發達國家主要從減排的角度來考慮節能。在此期間，以工業行業（企業）自愿承諾與政府簽訂節能減排協議這一新的政策模式逐步形成、發展起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加拿大：
自1975年，加拿大工業界自發地開展了“工業節能活動”，有近700家公司參與。政府逐漸認識到：強制性政策法案并不比市場變化對工業界提高能效影響大，隨之加大了“工業節能活動”倡導鼓勵政策措施的推行力度，但公司參加自愿協議仍有許多障礙。1990-1992年間，由于全球變暖問題日益加重，耗能工業行業要求新的政策，工業節能活動作了大的改革：政府提出了“綠色計劃”、“可替代與高效能源計劃”，在自然資源部之外設立了國家級秘書處，加強政府與行業間的合作。效果是促進了工業結構的改變，疏通建立了工業界與政府的合作渠道，使整個工業界可以自愿地參與制定能效和排放目標，確保了工業節能活動的自愿性：已有21個行業工作組、31個工業協會和組織約3000家公司加入“了工業節能活動”。自1990年以來，加拿大GDP增長了17.2%，而能源消費僅增長了10%，工業界年均提高能效0.9%。
美國：
美國政府開展了能源之星，氣候智星，綠色照明，廢物能，電動機挑戰等許多由公司或公眾自愿參加的節能環保項目。聯邦一級的長期自愿協議就有40多個。以1994年實行的“氣候智星項目”為例，聯邦政府提出并組織這一項目，一方面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環境壓力，另一方面是從商業戰略的高度出發，促進美國各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占據重要戰略位置，已有500多個公司參加了這一項目，其能耗占全部工業能源消費的13%，其中有像通用汽車公司這樣的大公司，也有不足50人的泛美醫院。均取得良好的環保節能及經濟上的效益，初步達到了項目的四個目標：
· 鼓勵通過一套綜合的經濟有效的方法，提高能效，直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 通過清潔生產帶來的經濟效益和生產力的提高，提升對節能與環保的認識和管理水平；
· 允許公司選擇自己認為最合理的技術方案，促進技術創新；
· 發展有成效的，靈活的政府與工業部門的伙伴關系。
項目中盡管用了一點投資，但都產生了巨大的效益，并在最初幾年就收回了投資。
荷蘭：
荷蘭是在20世紀九十年代經濟出現未預期高速增長的一個國家，亦是開展自愿協議最早、覆蓋面最廣，將自愿協議作為能源領域政策法案效果最好的國家之一。與政府簽訂了26個協議的工業行業占荷蘭工業能源消費的91%。雖然由于經濟的高速增長，減排溫室氣體的目標只有一半協議單位達到，但每年提高能效2.0%的目標全部達到。從1992年到1996年能源效率提高了18.5%。到2000年節能效益已達6億多美元。
此外，世界多個國家如澳大利亞、丹麥、法國、荷蘭、德國、日本、挪威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節能自愿協議活動，都取得了良好的節能效益。
1980年我國制定了“開發與節約并重，近期把節約放在優先地位”的能源方針。20多年來我國以一次能源年均4-5%的增長速度，支持了國民經濟年均8-9%的增長速度，實現了經濟發展所需能源一半靠開發，一半靠節約的宏觀目標。但是這并不代表我國的能源問題解決了，相反地，能源利用效率低的問題日益突出，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倍多，主要用能產品單位能耗比國際先進水平竟高出40%。節約能源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長期重要戰略措施。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探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節能工作運行機制，必將促進我國能源工作再上新的臺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