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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機制的一個方法是建立國內碳交易機制，進行跨區域安排或者單個產業安排。比如，4月份簽署的粵港合作協議中提到，粵港之間應該共同應對包括空氣污染、汽車尾氣標準、新能源使用等幾個方面進行合作，借此可以建立起珠江三角洲的碳排放機制。

“既然中國已經提出了40%-45%的減排目標，那么就必須制定相應的計劃。”6月11日，在香港的氣候變化經濟學論壇上，英國愛丁堡大學經濟與氣候變化中心副主任Francisco Ascui對時代周報記者作上述表示。

的確，目前為止，中國無論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總量，還是CD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供應量，都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國家。但與該事實大相徑庭的是，中國的主要交易買主都在歐洲，國內至今還沒有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場。

隨著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的日漸逼近，專家指出，中國急需設計自己的碳交易標準和產品，建立自己的碳交易機制，這樣才能掌握碳交易的游戲規則。

定價權缺失

“過去每一輪經濟發展都是建立在消耗大量能源的基礎上，由此的挑戰接踵而來：一方面是能源安全，全球能源需求從2007年的120億噸油當量，將攀升至2030年的168億噸油當量，漲幅40%。其中，90%的能源需求來自于發展中國家，而中國是最大的能源消耗國之一。另一方面是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英國愛丁堡大學氣候變化專家Andy Kerr博士首先不客氣將矛頭指向中國。

另據國際能源機構統計，為了避免氣候變化進入惡化階段，全球2020年的投資額將高達2萬億美元，2030年則攀升到10萬億美元。其中，中國2020年的投資額為4000億美元，2030年則上漲至1.7萬億美元。專家指出，發展低碳經濟勢在必行。

事實上，中國正挺進低碳領域。“盡管哥本哈根會議并未達成實質性協議，但是最大的突破就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提出自己的減排目標，最讓人驚喜的莫過于中國提出40%-45%的減排目標。”Francisco Ascui表示，“這就等于從2005年到2020年產能效率同期提高3.35%-3.91%。”

國際能源機構發布的數據亦顯示，自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生效以來，中國在CDM項目一枝獨秀，以平均每天1-2個的速度不斷開發出來，是開展和實施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最多的國家之一，80%的CDM項目幾乎是在中國。

不過與之極不相稱的是，目前國內的交易量還是比較有限，與碳交易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大相徑庭。

“目前來看，中國還沒有真正的碳交易，而且交易的買主大多都在歐洲。如果是國內設立了信用額，而且買主在中國，那么中國的碳交易就會順理成章了。”Francisco Ascui指出。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郭萬達也表達了相同的擔憂：“中國目前還沒有形成碳交易市場，更談不上碳交易產業鏈。目前，打著‘碳資產’、‘碳交易’名號的注冊公司已經不少，但是還沒有做起來，他們就是在等著市場發展起來。”

同時，隨著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日漸逼近，CDM修改、調整、甚至廢除的疑慮甚囂塵上，中國CDM項目未來走向并不明朗。

“2012年《京都議定書》即將到期，新的機制至今又尚未出臺，CDM未來走向并不明朗。同時，從近兩年來看，CDM的步伐已經明顯放緩了。”郭萬達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另有業內人士透露，由于中國企業對于CDM領域的了解有限，使得同國際市場的價格相比，中國相關碳排放量交易產品存在嚴重的價值低估現象。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沒有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場，沒有掌握定價權。[NextPage]

40%-45%減排目標如何分配

雖然中國已經提出了40%-45%的減排目標，但至今還沒有制定減排的細則。

“減排承諾一定會把指標分解，分解到各個地方，再分解到各個部門，自然就會衍生出完成指標的單位和無法完成指標的單位。這就會產生交易的基礎。”郭萬達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這個減排指標要分配到各個省還是各個部門，是當前我們最關注的問題。到時候，我們也要考慮，如果部分省或者部分部門無法完成指標，是否會通過市場機制來安排。”

他進一步指出：市場機制的一個方法是建立國內碳交易機制，進行跨區域安排或者單個產業安排。比如，4月份簽署的粵港合作協議中提到，粵港之間應該共同應對包括空氣污染、汽車尾氣標準、新能源使用等幾個方面進行合作，借此可以建立起珠江三角洲的碳排放機制。這種安排可能會衍生出碳交易市場。

另一方面要考慮的是，部門的碳交易安排是否有可能跟國際市場聯系起來。比如，目前山東與加利福利亞州就水泥行業的碳排放正在進行的合作。

Francisco Ascui則表示，CDM體制的項目性較強，但是從國家整體出發的話，較為籠統。他建議中國就某個項目或者行業進行運作，設置各個行業的基準，分別賦予信用配額。這樣一來可以提高效率，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對部門、產品和區域進行分化，進而集中精力關注上游或下游的碳排放，對癥下藥，提高產能。

亟待設計標準和產品

環境交易所的成立為碳交易提供了資源整合和專業運作的平臺。受哥本哈根會議的“啟蒙”，全國掀起了成立環境交易所的熱潮。目前，繼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后，山西、武漢、杭州和昆明等減排項目也紛紛成立。

但郭萬達指出：“在中國，環境交易所、氣候交易所不少，但是并不是絕對減排，更多的是二氧化硫、化學稀有量等此類考核地方政府的一個指標。

他還表示：“進入碳交易市場，我認為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設計碳交易的標準和產品。目前，北京環境交易所出臺了‘熊貓標準’，推出自愿減排市場，就是企業給自己定的目標，然后將指標拿到市場中來交易，這就是產品之一。”

他預測，中國已經開始廣泛討論碳交易市場的建立，估計在兩三年之內將會出現部分成品。

Francisco Ascui也認為：“中國的這些交易所還在等待開發一種真正的產品來進行貿易，比如能夠創造高信用額和資產的國內基準產品，從而推動交易所的貿易。”

德國來寶碳資產總監Michael Rumberg則認為中國的政策安排很關鍵：“中國在CDM體制上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在發展風能、太陽能等綠色能源的碳交易中，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一個項目起碼要運作十年以上才能形成一種體制。在我看來，碳排放貿易體制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中國的相關政策。”

未來正如美國環保協會執行總裁David Yarnold曾指出的：“中國境內的任何碳市場都有可能成為一個游戲規則改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