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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莫雷是歐洲最活躍的私募股權公司可再生能源團隊的負責人，他在接受譚·科普塞的采訪時，談到了經濟衰退時如何融資，如何對變化中的法規作出反應，以及如何進入瑞典市場。

湯姆·莫雷是西歐可再生能源市場的頂尖投資者，在可再生能源和常規能源項目上都有豐富的經驗。他現在為英國的私募股權企業HgCapital公司工作，手中掌握著高達3.03億歐元（3.89億美元）的歐洲可再生電力項目基金。

譚·科普塞（以下簡稱譚）：作為一個開場白，請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工作內容。

湯姆·莫雷（以下簡稱莫）：2002年，HgCapital將氣候變化和可再生能源定為主要的投資方向。我們對這一部門進行了研究，決定向風能、太陽能和小水電等成熟技術的部署方面進行產業規模的投資。我們得出結論：有形資產的擁有將給投資者帶來最好的風險調整收益。我們的投資者主要是來自歐洲、英國和美國等全球各地的養老基金，各國政府從很早之前就在努力吸引它們進入這個部門，以實現低碳能源的未來。

譚：你能舉一個關于成功經驗的具體例子嗎？

莫：最受到認可的投資項目是哈瓦斯納斯，這是瑞典最大的陸上風能發電場，正是它開創了瑞典風能部門項目融資的先河。哈瓦斯納斯目前已經實現并網發電。

實際上，斯堪的納維亞所有的發電產業，無論可再生還是常規的，都曾經全部屬于Vattenfall（瑞典）、富騰（Fortum，芬蘭）和StatKraft（挪威）等國有公司。我們進入了一個沒有此類項目長期銀行融資先例的市場。瑞典還有一個新的支持系統，即以英國模式為基礎的綠色證書體系（這是一個國家交易機制，用認證書證明來自可再生能源的電力的買賣情況）。

我們必須對綠色證書市場進行徹底的研究，這項工作之前做的并不充分。我們進行了發展預測，并探究了價格制定的來源。我們爭取了北歐電力交易所（Nord Pool）的電力資源，這個交易所使得電力生產商和零售商能夠在這種難以捉摸商品上獲得穩定的價格。在英國，公用事業公司將和可再生能源企業簽署15年的電力收購協議，但瑞典則不同，企業只能奮力擠入北歐電力交易所的市場。

我們必須和伙伴通力合作才能進行這項非常復雜的的建設。這個擁有48臺風力發電機的項目位于一個非常偏遠的森林地帶，為此我們修建了50公里地方公路、鋪設了35公里地下電纜，并架設了20公里地面高壓線。為了與高壓電網相連接，我們還修建了一座大型變電所，每座風力發電機下面都埋下了重達700噸的水泥基座。所有這一切都位于瑞典中部茂密的森林腹地，如果有人受傷的話，救護直升機要飛兩個小時才能到達。在一個如此偏僻的地方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基礎設施。

很多人都認為修建風力發電場非常容易。這完全是一種“即插即用”式的想法。建設的復雜程度是你難以想象的。我們必須把所有因素都考慮進來，必須把銀行拉進一個從不知道項目融資為何物的部門。然而我們只用了大約四個月就搞定了一切，這實在是一種破天荒似的創新融資。項目經過為期兩年的建設，在7月9日按照預算交付使用。現在它已經開始運營，我們也開始盈利。這是可再生能源產業如何從小產業走向更大、更成熟的一個鮮明例子。

譚：近兩年全球的經濟狀況非常艱難，而可再生能源的預付成本比傳統能源形式要高得多，請問你如何在經濟衰退中實現項目的融資？

莫：在我們看來，我們在經濟危機期間的融資與平常并無區別。我們注意的焦點總是放在最高質量的項目上。我們不想冒技術風險，也不打算使用最大的風力發電機。我們尋求的是對更好的能源進行投資。所以我們不會在德國做太陽能，盡管那里的上網電價非常優厚，但卻沒有很好的光照。我們認為項目長期的價值還在于資源，不管是風能、太陽能還是水能。所以我們的著眼點是對更好的資源投資，并盡可能把最好的設備用在這里。

我們一向的做法就是進行相當保守的金融和合同架構，以便減小和分散風險。比如，在瑞典風力電廠的建設過程中，主吊車（重700噸，高120米）連根翻倒在路上，這究竟是由于駕駛員的失誤還是道路塌陷已經無從考究。全歐洲只有三臺這樣的吊車，好在我們與一家承包商有協議，因此得以在短短三星期內讓另一臺吊車趕到現場。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你不可能在十二月的瑞典進行風力發電機的安裝，必須在夏秋兩季完成。

只要有了質量的保障，就永遠不怕沒有融資。

譚：很顯然政府政策和法規對這個產業來說非常重要，這對你們的工作有什么影響？

莫：無論可再生能源、常規能源、石油、天然氣還是核能，整個能源部門都是政策驅動的，也都受到補貼。如果你在這個產業有多年經驗，就會明白必須和政府及政治家建立起穩定的關系。政策總是在發展的，因此我們如今看到的這些變化并不會對我造成多大困擾。[NextPage]

在開始投資之前，你必須弄清目前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政策的目的何在。這個目的是雙重性的。首先，要在爭取進行常規電力定價的同時，給予可再生能源一個市場份額和發展空間。其次，要把這個產業提升到產業化水平，以降低其生產成本，使其具有競爭力。如果你能按照真實成本對常規電力進行定價，再參照這一價格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到某個點上使兩者能夠會合，這樣就不用再對可再生能源技術進行補貼了。

這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實現，但如果我們看一下太陽能光伏產業的例子，就能看到切實的希望。德國、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稍微弱一點），都表示要發展太陽能光伏產業。它們期待這一產業帶來的就業、生產的繁榮，期待規模的擴大，期待更多太陽能發電的入網。那么它們怎么做呢？做法就是推出鼓勵政策。而收到的效果就是產業熱烈的回應。過去幾年中，太陽能光伏產業的生產能力和效率都發生了戲劇性的增長，我們看到了太陽能薄膜和多晶硅電池板的繁榮。這一切促使太陽能電池的價格在過去兩年半中下降了60%，未來兩到三年還有望再下降20%到30%。按照這一趨勢，政府絕對可以開始下調太陽能發電的價格，因為預付資本成本已經實現減半。這就是這一政策發揮效用的方式。

譚：你在全世界的能源市場都有豐富的經驗。請比較一下在歐洲投資和在美國中國有什么不同。

莫：我們就拿美國西歐和中國拉丁美洲以及其它新興市場作比較。在權利的可執行性、法規的穩定性、市場對外國投資的開發性以及對外國投資的尊重上，歐洲和美國具有比較好的傳統，而其它市場通常是沒有的。但很明顯一些國家在不斷改善。中國曾經做過對外國投資有損害的事情，拉丁美洲也承諾要維持電力行業對外國投資者的稅收，但常常無法實現。

我真正能夠進行比較的是歐洲和美國。美國喜歡通過減稅的方式來促進投資，特別是在可再生能源部門。因此它的鼓勵機制通常以稅收抵免的方式出現，剛剛又增加了補助金的方式，因為能使用稅收抵免的人寥寥無幾。

歐洲的補貼方式是賬面上的，即生產者獲得更高的電價收入；美國的補貼則是賬面下的，即電價不變，但政府減少對生產者的稅收。

這其中的意思就是由于稅收抵免體系的運作方式，美國能吸引的潛在資本來源比較少。要想利用稅收抵免的優勢，你必須成為美國收入稅的納稅者，必須有繳稅收入來充抵稅收抵免的金額。這正是為什么AIG、互助人壽保險公司甚至高盛等大型金融企業都擁有風力發電場，就是因為它們可以用稅收抵免來抵消投資銀行或者保險收入（要繳的稅款）。

這同時也意味著包括養老基金在內的常規投資市場的更多成員無法在美國投資，因為它們并不在美國付什么收入稅，稅收抵免對它們沒有任何意義。通常外國投資者在美國的繳稅收入非常少，因此這個體系對它們也沒有什么太大作用。在歐洲，由于政府對可再生能源產業的補貼通過提高收益的方式實現，所以就擁有更廣泛的投資來源，包括養老基金、個人資本、企業資本和公用事業等等。換句話說，歐洲可以獲得的資本來源要深得多，廣得多。

譚·科普塞，中外對話發展主管。

湯姆·莫雷，HgCapital公司可再生能源團隊負責人。